谨防“最严驾考” 催生“最贵驾培”

据本报1月10日报道，新年伊始，新驾考实行，通过率创新低。学员首先迎来的不是驾校改进教学方式，而是培训费应声暴涨，最高涨幅已超过五成。上海新驾考实行以来，小车学车费突破7000元。

随着考试流程改变、要求增加、难度提高，驾校的成本自然增加，但动辄五成的涨幅背后，究竟有多少水分，公众不禁质疑。

按理说，市场经济下，公众有用脚投票的权利，学车费用会通过各驾校之间的相互竞争趋于合理。不过，随着汽车时代的来临，有学车意愿的人激增，驾培行业大多数不存在招生压力。在这个卖方市场中，各驾校之间出于共同的利益，很容易形成涨价默契。一边是驾校不公开成本，另一边是物价部门的监管力度有限，由于信息不对称，成本不透明，公众对驾校喊穷叫苦的涨价理由缺乏判断，监督也就无从谈起。

一直以来，各地大多对驾校采取政府指导定价或最高限价，但在现实中，面对驾校的随意涨价，查处力度似乎还不够。去年5月，江西价格监督监察局曾高调宣布，驾校串通涨价最高罚100万元。然而，半年多时间过去，尽管当地群众不断投诉驾校默契涨价，还存在私自收取“场地费”等不合理收费，但百万重磅罚单依旧只是传说。

新驾考目的并非增加难度，而是培训更合格的驾驶员。目前的超低通过率，本身就暴露了驾校的“应考式培训”之弊。推出“最严驾考”是一件好事，但要谨防由此催生出“最贵驾培”，消弭制度善意和公信力。

有关部门必须切实担负起职责。一方面，认真核实驾培成本，合理调整定价标准，对串通涨价、哄抬价格的行为绝不姑息；另一方面，放开直考报名，鼓励驾驶学习方式多元化，甚至可以开辟专门的训练场地作为公共驾驶学习用地。

驾考必须严格，这是对生命的保障，但报名参加考试的形式、学习的方式则可以放开。一旦驾校失去垄断和支配地位，随意涨价的底气也就荡然无存。